第五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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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宁作我

    魏晋士人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

    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里有这样一则故事:桓公少与殷侯齐名,常有竞心。桓问殷:“卿何如我?” 殷云: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”

    “桓公”是桓温(312—373年),“殷侯”是殷浩(?—356年)。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,一文一武,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。两个人都出身名门,年龄也差不多,少时还是朋友,但老是暗中较劲。长大后两人的地位名望差不多,都一度大权在握,桓温当了荆州刺史,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,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重要的两个州了。更巧的是,两人都曾率军北伐,也都没有成功,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,且是在桓温之前,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,使殷浩郁郁而终。上面的对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,难以考证,比较可能是两人都已冒头,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。桓温的话明显带有一些挑衅性质,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,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,话也说得极漂亮,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外交辞令。

    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,二人之间也可以做一大堆比较。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,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: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”其实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重要,我们只是关注这句话里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所标榜、所张扬的精神。

    这话反映了第二章所讲的,在魏晋时代,在士族阶级当中,普遍觉醒了一种个体意识。随着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,一个人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,即在精神上不同于别人的那点特别的东西。人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,也开始珍视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个性,于是开始萌发一种新的精神,就是欣赏自我、看重个性,并且坚持自我、坚持个性。

    今天读《世说新语》,不难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。拿竹林七贤来讲,他们虽然是七个好朋友,却各有各的性格,各有各的选择,各有各的人生道路。难得的是,他们不仅各自坚持自己的个性,而且能尊重别人的个性;各自选择政治态度与人生道路,也能尊重别人的选择。比如前面讲过,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,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,山涛却选择了司马氏。他们选择不同,当然有许多原因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不同。嵇康是一个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的人,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,而山涛却是一个气度宽宏、能够和光同尘的人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有一个故事。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,山涛的老婆想要观察一下嵇阮二人,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,她就躲在隔壁,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聊天相处。后来山涛进去问老婆,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。他老婆说,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,只能以见识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。山涛说,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。《世说新语》里讲山涛跟嵇康、阮籍刚认识便成了好朋友,他们的情谊像兄弟一样“契若金兰”。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,为什么能够“契若金兰”呢?因为他们都是君子,都是道德高尚、品格正直的人,有了这个基本点,他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,可以互相欣赏,而并不需要去改变对方。山涛欣赏嵇、阮的才情,嵇、阮欣赏山涛的度量,后来各人有各自的选择,连政治道路都相差很远,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。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信,以为他们真的绝交了,变成敌人了,其实不然。嵇康临死之时,担心自己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,竟然把儿子托付给山涛,可见他虽然写了绝交信,心里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。他的绝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,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。山涛后来果然不负重托,不仅把嵇绍培养成人,而且把他推荐出来做官,后来做到侍中,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皇帝晋惠帝(司马昭的孙子、司马炎的儿子)而被杀。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《正气歌》中有“为严将军头,为嵇侍中血”的句子,“嵇侍中”就是指嵇绍。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那个白痴皇帝送命,是另外一个问题,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,这个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。

    说到嵇康,钟会去拜访他,他理都不理;说到阮籍,如果钟会去看他,他大概会虚与委蛇一番;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,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接待他。但无论嵇康或阮籍或山涛,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,更不会“契若金兰”,主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,根本原因是个性不同,气味不投。嵇、阮、山都是君子,而不必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;钟会却是个小人,也不必管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。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选择了曹氏,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,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,一个终归是小人。君子和君子可以交朋友,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,也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和尊重;而君子和小人则无法交朋友,哪怕他们在相同的政治阵营中,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排斥。

    还有两对兄弟的故事。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。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感情很好,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。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,嵇喜却是个热衷世事、不甘心被埋没的人,哪怕是司马氏当政,他还是要做官,于是选择向司马氏妥协。大概因为这一点,阮籍不喜欢他,对他翻白眼。吕安也不喜欢他,称他为“凡鸟”。这个故事载于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第四则:嵇康与吕安善,每一相思,千里命驾。安后来,值康不在,喜出户延之,不入。题门上作“鳳”字而去。喜不觉,犹以为欣故作。“鳳”字,凡鸟也。(许慎《说文》曰:“鳳,神鸟也,从鸟凡声。”)该则刘孝标注引《晋百官名》曰:嵇喜字公穆,历扬州刺史,康兄也。阮籍遭丧,往吊之。籍能为青白眼,见凡俗之士,以白眼对之。及喜往,籍不哭,见其白眼,喜不怿而退。康闻之,乃赍酒挟琴而造之,遂相与善。

    不过嵇喜人品并不坏,还是好人,后来官做得不小,也还算个好官。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,又是司马氏的爪牙,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玩笑了。

    另外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。戴逵是东晋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,文章也写得很好,总之是个才子。他安于清贫,不愿做官,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(太学教授),他也坚辞不就。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衷世事,要建功立业,后来终于做到大司农(九卿之一),而且被封为广陵侯。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,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事业怎么相差这么远?戴逯回答说:“下官不堪其忧,家弟不改其乐。”就是说,我是个俗人,怕穷,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,虽然穷,却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。

    这两对兄弟各人坚持各人的个性,各人走各人的路,却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、互相欣赏,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兄弟情谊。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举出很多。

    再看竹林七贤。除了嵇康、阮籍和山涛,还有向秀、刘伶、阮咸和王戎,他们也都各有各的性格,人生道路和政治归属也各有不同。如果仔细分析,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七种类型。我们姑且简略地分个类:一型,嵇康:刚肠疾恶,宁折不弯,坚决不与自己讨厌的当局者合作。

    二型,阮籍:爱憎分明,内心痛苦,但不想得罪当局,只好与他们假意周旋。

    三型,向秀:起初也拒绝与当局合作,但最终敌不过大势,只好放弃反对立场。

    四型,刘伶:因为讨厌当局,又不想或不敢公开反抗,于是饮酒装疯,佯狂避世。

    五型,阮咸:对现实不满,于是寄情于艺术,想逃避政治,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。

    六型,山涛:在新旧统治者对决未分胜负之时,暂不表态;新的统治者胜利之后,则出而应世,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,对社会有所贡献。

    七型,王戎:对当局好坏不在意,只要自己做一个好官就好。

    王戎(234-305年)和山涛差不多,他是七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,跟这几个人交往的时候尚未成年,只是因为聪明为大家所赏识,嵇康死的时候(262年)他才二十八岁。那时候司马氏的政权大局已定,他也就顺势做了司马氏的官,基本上没有参与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权。

    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,还常常跟嵇康商讨哲理,嵇康写《养生论》,他就写《难养生论》,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议论。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,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,不理睬钟会,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。所以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。待到司马氏接连屠杀政敌,向秀的好友嵇康也被杀了以后,他感到胆寒了,知道如果不屈服于司马氏,自己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下场,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。司马昭还调侃他说:不是听说你要隐居吗,怎么到洛阳来了呢?他只好忽悠说: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,不值得多加羡慕。向秀虽然做了小官,其实只是敷衍避祸而已,所以《晋书》说他“在朝不任职,容迹而已”。“容迹”其实跟隐居没有多大区别,就是前人讲的“大隐隐于朝”。

    刘伶跟向秀差不多,也当个小官,整天喝酒,混得更厉害。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,叫小兵扛把锄头、挑个酒葫芦,跟小兵说: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,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。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,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,估计是喝了酒,又服了五石散,身上发烧,穿衣服不舒服,所以脱得光光的。朋友笑他,他说:我这个人是把天地当屋宇,把房子当衣裤,你干吗不打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?刘伶没留下什么作品,只有一首诗,还是跟酒有关的。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,怕伤了身体,劝他把酒戒了,他说:这么重要的事,你得先摆一桌酒席,让我先向上天祈祷,祈祷之后再戒酒。老婆照办了,他的祈祷诗是这样的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!”这首祈祷诗就是刘伶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作品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刘伶仅仅看成一个酒鬼,显然是不对的,他喝酒跟阮籍有相同之处,也是借酒浇愁,以醉酒来避世;也跟向秀类似,喝酒就是“容迹”的手段,他是“隐于酒”,以忘掉那个污浊的现实。

    阮咸是阮籍的侄儿,因阮籍的介绍而加入竹林七贤的圈子。他有另外一套逃避现实的方法,那就是醉心于音乐,也可以说是“隐于音乐”。他也做官,也“容迹”于朝,但真正喜欢的却是音乐。他对音乐有天生的敏感,琵琶弹得非常好。有一种琵琶后世称为“阮咸”,据说这种琵琶他弹得非常好,后人就为之取名“阮咸”来纪念他。也有人说,是他对琵琶做了一点改造,成了一种新乐器,后人名之曰“阮咸”。总之,阮咸也是不满当时现实的人,他逃避现实的方法是逃进艺术,在音乐中忘掉现实。

    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,可以看作正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可能做出的各种选择:反潮流呢,还是随大溜呢?体制外呢,还是体制内呢?搞政治呢,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?大概不外乎以上几种吧。中国文人喜欢讲七贤的故事,可能正是因为七贤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几种基本范式。

    总之,人生在世,都应该认清自我,坚持自我,根据自己的个性来选择自己的道路,而不需要受别人的影响,摆来摆去,这就是“宁作我”的意思。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“做自己”。“宁作我”,或说“做自己”,就是不甘心做你,当然也不甘心做他,而要做我自己。在人群中坚守自我,不羡慕别人,不苟同别人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太多人一辈子都没有“作我”。其中大多数是没头没脑地随大溜,简直不知道“自我”是什么。还有一些人则是满腹醋意地羡慕社会上所谓的“成功者”,随时随地准备改变自己,向“成功者”靠拢。这种人内心缺乏自信,也没有做人的原则,他向“成功者”靠拢并非见贤思齐,而是见钱思齐、见权思齐、见名思齐。这种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“自我”,要的不是“作我”,而是“做别人”。

    总之,“作我”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有淡泊之心、有做人的原则、有超然的气概,才安于“作我”;有主见、有勇气、有自信,才敢于“作我”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说:“臣本布衣,躬耕于南阳,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这就是安于“作我”。他何以这样淡定呢?他说: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。”这就是自信,这就是超然。正因如此,在刘备三顾之后,他才敢于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”。只有安于“作我”的人才敢于“作我”,心中有主心骨,才不会东倒西歪,也无须左顾右盼。

    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,说:“环堵萧然,不蔽风日;短褐穿结,箪瓢屡空: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,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,以此自终。”穷到这样,居然“晏如”。给他一个县长(彭泽令)做,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,为什么呢?因为当时有个不学无术的督邮—陶渊明的上级,要来彭泽县巡视,陶渊明想,这家伙要人品没人品,要学问没学问,我凭什么向他作揖打躬?用他的原话讲,就是“岂能为五斗米,折腰向乡里小儿”?陶渊明说自己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。饥冻虽切,违己交病”,挨饿受冻固然难受,如果委屈了自己,违背了自己的天性,那就更糟糕,恐怕要百病丛生了。他又说:“尝从人事,皆口腹自役,于是怅然慷慨,深愧平生之志。”(《归去来辞》序)出去做官完全不是他的本意,只是为了赚钱糊口,想起来对不起自己的志向抱负。做人的原则不能改变,“平生之志”不能屈从“口腹”,做一个县长,权、钱、名都有了,却没了自我,所以不干。这才是勇于“作我”、安于“作我”的极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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