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4章 高何奇再道属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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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何奇继续说道：“二是在生产活动方面。
窦融在河西地区，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生产活动。
在农业生产上，窦融把地方郡县和军队分为两个管理系统。
在地方郡一级设农都尉，县一级设田吏，并由这些农官具体负责农耕事务。
在军队系统，实行军屯制度，具体屯垦事务由军事长官兼理。
当时河西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二十多个，大体可分为麦、米、谷、豆四大类，其情况可与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。
河西五郡地区，自古林木稀少，天然绿洲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，植被保护问题当时就已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窦融时期，曾通过采取严令‘吏民毋得伐树木’措施来保护环境，从保护林木入手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，在历史上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表率。
为了发展五郡畜牧业，大将军府曾设置了牧师苑，专们负责畜牧事务，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，用来保护役畜。
在建武十二年，当窦融等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，在路上所驱赶的马牛羊就多得满山遍野，而仅用来拉车的马就有四千多匹。
在窦融经营时期，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大发展，马拉的大木轮车已经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。
建武八年，窦融攻打隗嚣时，所出动运输辎重的马拉木轮车就达五千多辆。
商业贸易也有了显著发展，仅有姑臧地方，就已开辟了专门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，而且每天开放四次，其交易之盛可见一斑。
三是在民族政策方面。
窦融对河西五郡境内的羌、小月氏、秦胡和卢水胡等实行宽和政策，一方面招抚游徙不定的各畜牧民族，安置他们定居、田作;
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牲畜从政策上给予保护，严令禁止征调各少数民族的马、牛服徭役，因此各族民众纷纷归附。
当时，窦融还允许各少数民族民众参与姑臧市场的商品交易活动，从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欢心和拥护。
窦融的苦心经营，促使河西五郡出现了社会稳定、‘仓库有蓄，民庶殷富’和‘兵马精强’盛况。
以上卓著业绩表明，窦融对河西五郡的经营，堪称张掖属国历史上开发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，很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。”
马腾接着问：“既然历史上张掖属国如此繁荣强大，却为何后来没落了？”
高何奇说：“张掖属国在汉设属国是个特例，其组织和规模与其他属国不同。
张掖属国最强大的时候，西起居延，东至武威，连绵千余里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，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。
前者管理按郡、县、乡、里定居的编户、田卒；后者管理因其故俗、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。
张掖属国在窦融任都尉时，经历了一个非常规发展的特殊阶段，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。
不论是窦融以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、凉州牧总揽河西军政的现状，还是张掖属国雄厚的兵力，都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
当后汉统治的正常秩序建立后，这种状况必将结束，张掖属国也面临了一次改制、调整的重要转折。
首先，后汉朝庭以解除窦融凉州牧、属国都尉兵权的方式，结束了张掖属国发展的特殊时期。
建武八年，窦融率军会攻隗嚣之战结束后，汉光武帝并未立即解除窦融的兵权，而是等到陇、蜀平定后，于建武十二年，诏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进京奏事。
进京后，窦融交出了凉州牧、属国都尉、安丰侯印绶，朝庭只归还了安丰侯印绶，表明窦融被解除了兵权。
其次，张掖属国在窦融统治时期经过非常规发展后，实力雄厚。
从建武八年平隗嚣之战后，洒西精兵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河西。
为了防止属国成为割据势力，朝庭不可能容忍张掖属国的现状继续存在。
因而，张掖属国被继续进行了调整：
一是在原张掖属国的管辖范围里进行肢解，分割成立了一个新的属国---张掖居延属国，这样张掖属国不论其管辖范围，还是人员力量，都大为减少；
二是赋予张掖属国以‘治民比郡’的职能。
朝庭对部分属国职能的调整，反映了属国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。
作为张掖属国来说，作为早在武帝时就已设立，经历前汉时的长期发展，又在两汉之交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，其综合实力必然得以大幅度提升。
一方面有多达万人的精兵，窦融统治时期可能还要更多，这需要朝庭加强限制和防范。
另一方面，随着属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围绕着都尉和各级官员统治的治所，已经出现了城镇，部分地方呈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错处的局面。“
在此情况下，原来属国都尉隶于郡太守而不治民的体制，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。
因而，朝庭赋予属国治民比郡的职能，就是势所必然。”
马腾再问：“属国体制调整后情况又是如何？”
高何奇说：“调整后的张掖属国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，并继续在抗击匈奴、稳定边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，张掖属国的精兵曾在窦固、耿忠率领下，出酒泉郡征讨匈奴。
进入后汉以来，属国羌胡除了随大军参与征讨，还面临了新的问题与选择。
此时，遍布凉州广大区域的羌胡，与汉人杂处，经常被官府的官吏欺凌，于是掀起了长时间、大规模的反抗斗争。
从此，张掖属国的确发展也便与此产生了密切的联系。
羌人部落众多，居住分散，互不统属，每次起事，皆以结盟、交换质子等形式凝聚部众，一呼百应。
同时，也派人联络属国羌胡，相互支援。
可见，后汉时期的张掖属国在继续担负河西北部防务的同时，还面临着来自南部羌族反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所幸的是，此时南匈奴业已降汉，河西北部防务压力大为减轻，这使得朝庭可以腾出手来，集中力量对付羌人的反叛。
由于羌人的抗争旷日持久，而河西地区兵祸连年，张掖属国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。“
高何奇继续说道：“二是在生产活动方面。
窦融在河西地区，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生产活动。
在农业生产上，窦融把地方郡县和军队分为两个管理系统。
在地方郡一级设农都尉，县一级设田吏，并由这些农官具体负责农耕事务。
在军队系统，实行军屯制度，具体屯垦事务由军事长官兼理。
当时河西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二十多个，大体可分为麦、米、谷、豆四大类，其情况可与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。
河西五郡地区，自古林木稀少，天然绿洲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，植被保护问题当时就已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窦融时期，曾通过采取严令‘吏民毋得伐树木’措施来保护环境，从保护林木入手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，在历史上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表率。
为了发展五郡畜牧业，大将军府曾设置了牧师苑，专们负责畜牧事务，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，用来保护役畜。
在建武十二年，当窦融等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，在路上所驱赶的马牛羊就多得满山遍野，而仅用来拉车的马就有四千多匹。
在窦融经营时期，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大发展，马拉的大木轮车已经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。
建武八年，窦融攻打隗嚣时，所出动运输辎重的马拉木轮车就达五千多辆。
商业贸易也有了显著发展，仅有姑臧地方，就已开辟了专门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，而且每天开放四次，其交易之盛可见一斑。
三是在民族政策方面。
窦融对河西五郡境内的羌、小月氏、秦胡和卢水胡等实行宽和政策，一方面招抚游徙不定的各畜牧民族，安置他们定居、田作;
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牲畜从政策上给予保护，严令禁止征调各少数民族的马、牛服徭役，因此各族民众纷纷归附。
当时，窦融还允许各少数民族民众参与姑臧市场的商品交易活动，从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欢心和拥护。
窦融的苦心经营，促使河西五郡出现了社会稳定、‘仓库有蓄，民庶殷富’和‘兵马精强’盛况。
以上卓著业绩表明，窦融对河西五郡的经营，堪称张掖属国历史上开发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，很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。”
马腾接着问：“既然历史上张掖属国如此繁荣强大，却为何后来没落了？”
高何奇说：“张掖属国在汉设属国是个特例，其组织和规模与其他属国不同。
张掖属国最强大的时候，西起居延，东至武威，连绵千余里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，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。
前者管理按郡、县、乡、里定居的编户、田卒；后者管理因其故俗、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。
张掖属国在窦融任都尉时，经历了一个非常规发展的特殊阶段，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。
不论是窦融以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、凉州牧总揽河西军政的现状，还是张掖属国雄厚的兵力，都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
当后汉统治的正常秩序建立后，这种状况必将结束，张掖属国也面临了一次改制、调整的重要转折。
首先，后汉朝庭以解除窦融凉州牧、属国都尉兵权的方式，结束了张掖属国发展的特殊时期。
建武八年，窦融率军会攻隗嚣之战结束后，汉光武帝并未立即解除窦融的兵权，而是等到陇、蜀平定后，于建武十二年，诏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进京奏事。
进京后，窦融交出了凉州牧、属国都尉、安丰侯印绶，朝庭只归还了安丰侯印绶，表明窦融被解除了兵权。
其次，张掖属国在窦融统治时期经过非常规发展后，实力雄厚。
从建武八年平隗嚣之战后，洒西精兵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河西。
为了防止属国成为割据势力，朝庭不可能容忍张掖属国的现状继续存在。
因而，张掖属国被继续进行了调整：
一是在原张掖属国的管辖范围里进行肢解，分割成立了一个新的属国---张掖居延属国，这样张掖属国不论其管辖范围，还是人员力量，都大为减少；
二是赋予张掖属国以‘治民比郡’的职能。
朝庭对部分属国职能的调整，反映了属国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。
作为张掖属国来说，作为早在武帝时就已设立，经历前汉时的长期发展，又在两汉之交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，其综合实力必然得以大幅度提升。
一方面有多达万人的精兵，窦融统治时期可能还要更多，这需要朝庭加强限制和防范。
另一方面，随着属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围绕着都尉和各级官员统治的治所，已经出现了城镇，部分地方呈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错处的局面。“
在此情况下，原来属国都尉隶于郡太守而不治民的体制，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。
因而，朝庭赋予属国治民比郡的职能，就是势所必然。”
马腾再问：“属国体制调整后情况又是如何？”
高何奇说：“调整后的张掖属国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，并继续在抗击匈奴、稳定边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，张掖属国的精兵曾在窦固、耿忠率领下，出酒泉郡征讨匈奴。
进入后汉以来，属国羌胡除了随大军参与征讨，还面临了新的问题与选择。
此时，遍布凉州广大区域的羌胡，与汉人杂处，经常被官府的官吏欺凌，于是掀起了长时间、大规模的反抗斗争。
从此，张掖属国的确发展也便与此产生了密切的联系。
羌人部落众多，居住分散，互不统属，每次起事，皆以结盟、交换质子等形式凝聚部众，一呼百应。
同时，也派人联络属国羌胡，相互支援。
可见，后汉时期的张掖属国在继续担负河西北部防务的同时，还面临着来自南部羌族反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所幸的是，此时南匈奴业已降汉，河西北部防务压力大为减轻，这使得朝庭可以腾出手来，集中力量对付羌人的反叛。
由于羌人的抗争旷日持久，而河西地区兵祸连年，张掖属国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。“